学研社成员 吴桐山
最近有三单新闻,看似风马牛不相及。第一,「香港青少年幸福感调查」显示,有36.8%的受访青少年自评幸福感低于6分,属不幸福,年轻人的幸福感,比过往调查的家庭幸福感或成年人的总体幸福感低。第二,一名扶老携幼的男子要求另一名男子让「关爱座」不果,先口角继而动武,香港年轻人又被批评不让座。第三,土地大辩论,对于估计本港未来最少欠缺1200公顷土地的数字,有意见认为是夸大了需求。这三件事,其实根源上是同一件事。
两代社会环境大不同
笔者乘坐过中国各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,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台北、香港对比,香港人绝对是最不让座,而且与其他城市差距极大。不过笔者也要为香港年轻人说句公道话,在这六个城市里,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也的确是「最年长」的,巴士地铁内有大量的长者,负责任地说,在繁忙时段,如果只要65岁以上就让座,香港的年轻人基本无位坐。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同样面对社会老龄化,但毕竟人口基数大、区域面积大,「水比较深」,年轻人集中在大城市,老人家留在乡下居多,所以在其他五个城市的地铁内,见到高龄乘客的机会比香港低得多。例如深圳是笔者感觉让座最积极的,但深圳也是遇到高龄乘客机会最低的城市。一个礼拜才遇到一个高龄乘客,与满目都是高龄乘客,哪种情况会更有让座冲动?
香港年轻人不想让座,某程度上正是年轻人幸福感低的反映,通常让座的人都是比较正能量的。而幸福感低的根源,就在于香港的人口、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都增长乏力,没有「做大个饼」。
笔者每逢有幸与香港的上一代人聊天,都会感慨万千。这里所说的上一代,就是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,香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投身社会的一代人,现在基本上都处于退休前后。一个例子是一个食环署清洁工人,单身一人养大个女,但都可以有层楼,还持有多只蓝筹股。另一个例子是公司入面帮手传递文件的工友,属公司内文化和技术要求最低的工种,竟然也有一层五六百尺的楼在手。这两人都不是富二代,无什幺文化,靠自己的辛劳置业致富,话当年,这种人并不少见。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,这简直是天方夜谭,除非中了六合彩,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。笔者不由感慨,那才是香港的黄金一代,扫街都可以买楼;相反这一代香港人,博士都买不起。香港的这一代年轻人,又如何有幸福感呢?
反「做大个饼」是何居心?
香港的黄金岁月,就是香港最积极「做大个饼」的岁月。相反,今天的香港却瀰漫着一种不肯「做大个饼」的风气。以土地需求为例,面对政府提出的土地需求缺口,希望社会凝聚共识开拓土地,竟然有人质疑政府是夸大需求,实际上根本不用这幺多地。我只想说,本港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只有161平方尺,台湾人均居住面积达505平方尺,新加坡平均为323平方尺,上海平均为194平方尺。哪怕香港人口零增长,都有需要增加一倍的居住面积,以改善香港人的「白鸽笼」。这种反对开拓更多土地的人,是何居心呢?
让座这个词,凸显了香港的世代矛盾根源所在。年长者埋怨年轻人不让座,年轻人又埋怨年长者在事业上不让位。而这种矛盾之所以在香港尤其尖锐,就因为香港人没有「做大个饼」。只要经济体量增大了,年长者不让位,年轻人也有大量上位的机会。
笔者常说一句话:人活着,最重要的不是财富或民主,而是希望。只有「做大个饼」,才能让年轻人有空间、有希望、有幸福感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是「做大个饼」,让香港人的生活圈子由2700平方公里扩大为5.6万平方公里,让香港人可以在更深的水里面畅游;发展新经济也是「做大个饼」,让年轻人有施展才能的空间,不用排龅仔等上一代退休。而开拓更多的土地资源,正正是社会发展、经济发展「做大个饼」的基础原料。
大家不妨去问问那些反对「做大个饼」的人,是何居心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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