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何来「中道」？

周八骏

袁弥昌在6月5日《明报》「笔阵」发表《香港前后30年的分水岭》(以下简称袁文)，其观点大意是，香港过去30年追随西方自由主义并追求西方民主制度，但是，当前，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都陷入了困境，另一方面，中国内地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;然而，香港不能因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亦即不能由以往学西方改为学中国内地，正确的方法是行「中道」。至于香港应当行的「中道」是什幺，袁文没有提供答案。

「中道」究竟是什幺?

主张香港行「中间道路」或「中间路线」，不自袁文始。在2015年6月特区第四届政府关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议案被反对派否决后，公民党和民主党各有一些重要成员或者主动退出或者被迫退出，分别成立旨在追求「中间道路」或「中间路线」的团体，其共同点都是力图在传统「泛民主派」与建制派之间找到独立定位，核心问题是对待中央的态度 企图既不亲也不反。这一类努力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绩?能否取得成功?本文不予评析。笔者在这裏要指出，袁文所主张的是另一种「中道」，即：不是以对待中央态度来衡量，而是以对待国家与西方若干国家关係来判断。

如果袁文的意思是香港不照搬国家主体制度，那幺，「一国两制」的本意便是如此，算不上「中道」。

如果袁文的意思是香港在中美关係中既不能亲美也不能亲国家，那幺，既是不可能的也违反了「一国两制」。说「不可能」，是因为一方面香港同西方若干国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联繫，西方若干国家在香港拥有深刻而重大的既得利益;另一方面，香港已回归中国，与国家主体经济一体化已相当深入。说「违反『一国两制』」，是指作为中国一部分香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义不容辞、责无旁贷。

所以，读了袁文后，我一直思考，袁先生心目中的「中道」究竟是什幺?

须切实对症下药

毋须讳言，在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，香港社会主流观点是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民主政制是好的，香港回归后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，便是基于那样的判断。但是，特区成立近21年了，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未变，政治经济民生等结构性问题却不断恶化，试问：是制度出了问题，还是制度的执行或运行出了问题?

按袁文的说法，是香港追随西方制度出了问题，果如此，则需要反思「原有资本主义制度」。窃以为，与其谈论空洞的「中道」，不如做这一件切实的事。

如果反思原有制度的结论是制度仍适用但是执行或运行有问题，那幺，必须把具体问题逐一找到并给出解决的办法或方案。如果反思的结论是原有制度需要有所调整或完善，那幺，必须提出可行办法或方案。如果反思的结论是，原有制度有需要调整或完善之处、同时在执行或运行上也有问题需要解决，那幺，就双管齐下。总之，坐而论道固然需要，但香港更急切需要的是对症下药。

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

「一国两制」需要与时俱进，今天香港内外环境和条件，与二三十年前比，虽不可谓面目全非，也是难寻陈。

今天，香港居民，作为个人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自由选择，只要做事不违法。但是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，不能藉口「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」而拒绝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这是「一国两制」与时俱进应有之义。正确做法，是既反思和完善香港原有制度及其运作，又以开放心态和创新思维找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途径。

香港大体有两类公共知识分子，其一是坐而论道;其二是欲以自己的见解影响政府管治和施政，或者影响甚至决定其一政治派别或某个政治团体的行为。前一类公共知识分子，不妨活在象牙塔裏，抒发个人情绪或者愿望。后一类公共知识分子，则应当脚踏实地，不管见解是否符合香港发展大势，总要让政府或政治派别、政治团体有所参考。

我同袁弥昌先生只有一面之交，但常读他的文章。他应当属于后一类公共知识分子，见解颇有意思，所以，我写这篇短文向他请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