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湾区需要创新体制

香港经贸商会会长 李秀恒

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被称为国家未来一世纪的首要百年大计，可见其在国家整体规划中的分量。香港过去20年，因产业结构没有多大变化，已渐渐落后于形势，故如何抓紧大湾区规划的机遇，实在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
打造大湾区，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可说有诸多好处：一来，经济共同发展能够「做大个饼」，饼大了，各方所分到的「一杯羹」自然有所增加；二来，香港不但可以帮助区内以往主营内销产品的企业「走出去」，发展国际市场，亦可拓宽港企的内销市场；三来，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可以吸引大湾区的企业来港上市、融资，并在本港设立海外发展总部；四来，香港的人才及专业服务优势，可以在大湾区内充分发挥。

要打破各自为政

此外，对改善香港的民生亦有好处，因随着大湾区的交通网络全面升级，九市二区形成了「一小时生活圈」，为港人增加了很多休闲娱乐的新去处；其次，政策上的互通让人才资源、土地资源等得以互相补给，一定程度上可纾解香港人力及土地短缺的问题。

过去，珠三角经济规划是地区性的，即是各自为政，但今次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则是面向全世界的，目标是打造一个不逊色于纽约湾区、三藩市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区域经济体。若论硬件，珠三角城市群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客观条件，包括生产能力、运输能力、人口和消费能力，实力绝不弱于上述三个湾区；至于软件，人才和创意也不成问题，最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粤港澳可以共融的分工合作体制。

与上述世界三大湾区相比，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分别，就是区内存在制度、货币等方面的不同。香港和澳门是特别行政区，与内地虽为「一国」，但实行「两制」，三地存在边境关口，亦各有不同的关税政策，将来粤港澳如何在不同体制下分工，此课题颇複杂。

举例说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，但香港的金融规管条例和司法制度有别于内地，如日后与广东省九大城市在企业融资等方面出现争拗，有需要进行仲裁或诉讼时，在何处审理？按哪一方的条例作为裁决依据？一连串的问题，若不及早协商，取得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準则和制度，写入规划内，共同遵守，到有事发生便会「剪不断，理还乱」。

寻求最大公约数

在国家的「十三五」规划中，《港澳专章》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三大中心地位，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，推动融资、商贸、物流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。同时，《港澳专章》亦提到支持香港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，培育新兴产业，以及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，为香港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提供助力，缔造新的机遇。这是中央对香港的定位，所提到的相关行业，全都是香港的强项。

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规划》相信快将公布，期待这份规划有助大湾区内的「九市两区」明确分工，能够结合每个城市自身的历史、地理、资源等条件，找到最适合发展的方向，避免恶性竞争。早前，国家发改委在一个智库论坛上提出了「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」这个新的表述。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，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有「一国两制」、双关税、双法律体系等实际情况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联动，便需要进行深层体制创新探索，寻求三地规则可接轨、可打通的最大公约数，为不同制度、体制下三地的融合扫除障碍。

换言之，大家都明白到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，基础和条件都已具备，成败在于三地制度能否磨合。如果大湾区的创新体制取得成功，相关经验将可作为其他自贸区的极佳参考，尤其「一带一路」涉及更多不同的国家制度、宗教信仰及民俗习惯等，更需要创新体制配合。